黨師與他的轎夫們

我們的朋友謝韋倫近日撰文，希望可以刊在鄭良樹、祝家華挺何囯忠之前，讓學生、讀者和廣大華社知道，林水壕等人做了最壞的示範。-小红



「事情荒謬到一定程度後，世人將不再相信，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電影《出埃及記》（2007）

幾乎所有思想家都曾給「知識分子」下定義。因為「定義」汗牛充棟，法國檔案狂乾脆說他「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知識分子」，但丟石頭的姿勢像擲標槍的巴勒斯坦人卻無半點輕浮，不僅把知識分子劃為流亡者、邊緣人、業餘者，而且下了一個斬釘截鐵的定義──「知識分子就是對權勢說真話的人」。即在各種壓力中尋求獨立並對權勢提出質疑和批判的人，而批判必須把自己設想成為提升生命、在本質上反對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割和虐待。

以林水檺為首的馬大中文系系友，日前成立「博士軍團」，遠赴居鑾為出征國會選區的馬華候選人何國忠站臺。參與籌組助選團的學者們，其在學術領域的專業表現，並非本文重點。若基於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熱情而成立監督組織，我們樂觀其成，惟若言論僅衹是鎖定「挺何」，恐怕有違知識分子之宏旨。

知識菁英和政治權力靠得太近，難免影響看待問題的方式。事實上，2000年以降，華社折損的社會菁英，又何止何氏和那些搖旗吶喊的啦啦隊。528報變已過六載，黃絲帶飄揚如昔，舉重若「卿」的學者、評論人、藝文工作者總是前仆後繼、絡繹不絕，民間社會的生態及樣貌，或喧囂、或沈寂、或討巧，已有相當大的變化。

更嚴重的是，許多原具有獨立批判能力的知識份子，當年因同情而傾向當家不當權的馬華公會；但在馬華內部改朝換代後，或得以分享了資源大餅，或因為「革命情感」的難以割捨，竟被迫或不自覺地放棄了對權力的批判。抬轎的就是抬轎的，抬轎的想成為坐轎的，高估了自己，搞錯了位置，以致近年來社會上每每出現兩極對立之論辯，知識界的菁英非僅無法提出超越立場、化解分歧之見，有時更化身為代理人參與混戰。

知識分子的「庸俗化」及「入世化」，也許不是我國獨有的現象。但在這樣一個國族認同和價值體系同時處於變遷的社會，知識菁英的曖昧和游移，便更增添了社會大眾的困惑。沒有人會質疑一位讀書人的品格、動機，以及他對國家社會的真愛，而且他自己亦必然確信，他是基於這樣的資格，始有參與重大政治事務的機緣。

但權勢者向知識份子招手，與其說是倚重能力，不如說衹是運用其道德光暈。從華團選舉訴求、白小事件、華小增建問題、撥款騎劫……，所謂「選民不能忘記的執政當局作為與國家現狀事件簿」更新不輟，至此，成員黨四處搜羅知識份子與辯才，更已經完全不是考酌能力取向，而是將他們視為治療政績傷口的政治膏藥了。

還有，在言論與學術均無自由的情況下，如果以為衹要提倡所謂「學術價值中立」，建構學術規範，似乎在中立的基礎上遵守學術規範，就可以與官方相安無事，根本是自欺欺人。試問，在當道的價值基礎、學術指導思想不能偏離、不能動搖的情況下，真的會有什麼不觸怒官方的中立的價值和客觀的學術規範這麼回事？真的會存在那種沒有自由的學術上的「帕累托境界」（Pareto Optimality）？

當然，像何國忠的〈歷屆馬華公會總會長與華人文化〉、《黃語錄》，或鄭赤琰《林良實的政治智慧》、甚至邱家金，那樣以「中立」立場公然為政客塗脂抹粉的畢竟是少數。但許多學者在價值「中立」了以後，其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結論，卻越來越與官方意識形態說教相近時，就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現象了。

藉此，我們也可以說，什麼「學術規範」、「價值中立」，無非是為自己對身邊的罪惡視而不見、不聞不問、甚至同流合污的行為尋找藉口罷了；更曲解了韋伯（Max Weber）的初衷──所謂「價值中立」，並非要求學者放棄自己的社會理想，以超然物外的絕對客觀性進入研究領域，而衹是要求暫時停止價值判斷，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去認識客觀世界及其規律，負責任地作出自己的行為選擇。

本屆大選提名日前夕，曾有某些似是而非的論調（包括報章社論）鼓吹非政府組織必須保持政治中立，否則無從建立公信力，這種看法其實是值得懷疑的。對於NGOs而言，政治立場的表達未必就會削弱社會支持基礎，反倒是選擇性的批判勢必導致公信力的喪失，這種自我矮化甚至將扼殺NGOs的自主空間。

然而，社會影響力不可能藉由回避重大爭議而取得，NGOs的社會影響力是來自於追求特定價值的專業熱誠，而非忽左忽右的政治平衡。無論是檳州中華總商會與華堂挺誰當首席部長，或更早的，包括林玉靜與吳德芳任內，解除華社民權運動的各種手術，腰斬《華團宣言》，鑄成15華團精神決裂；——用白話來說，對錯絕無灰色地帶，無論知識分子或民間社團都沒有袖手旁觀的權利，更不能用「去政治化」的歪論來混淆大眾。政治「不中立」並非關鍵問題，偽裝「政治中立」才是致命的毒瘤！所有華團組織更要避免這道理念誤區。

從黨師變成中途參選的天兵，何國忠用一紙表格證明自己的決心，卻未必能贖回馬華政治蹉跎的光陰；而「博士軍團」陣容引來媒體關注的反差，更讓人覺得諷刺：這麼一種嘉年華式的菁英「姿勢」（而非知識本身），難道擁有更多力量？他們的知識和姿勢都擺錯位置了麼？──抑或，不過是活著參加自己聲譽的集體葬禮？

「沒有什麼比不幸更有趣了，它是世界上最好笑的。」或許，《等待果陀》劇作家貝克特（S.B.Beckett）的名言可以作為這場演出的總結，在這逐漸剝落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