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May 28, 2008 ■时间／07:26:56 am ■新闻／特约评论 ■作者／周泽南
【特约评论／周泽南】2001年对华社而言，是迟来的世纪末。这一年的除夕夜，白沙罗华小关闭了，村民、家长和董教总从此展开艰鉅而漫长的保校运动；也是这一年的5月28日，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洋商报》、《中国报》和十多份杂志月刊。80多名中文评论人，展开“罢写”运动，拒绝投稿给已沦为马华公会党报的《南洋商报》及《中国报》，以及涉嫌在幕后秘谋垄断中文报业的《星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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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當初走進媒體系大家庭，與60多位學院新鮮人，就將一間教室坐得滿滿的，心裏期待的是會遇見怎樣的老師與學生呢？後來，媒體系老師在課堂上的教授方式，不斷挑戰了那顆顆「硬棒棒」的腦袋瓜兒……一開始，我充滿疑問：這教授方式怎麽跟我想像的大衆傳播不太一樣？爲什麽要念理論？爲什麽不教我怎麽成爲廣播員、主播？……那段時間，我想要逃離，離開那個學習環境。後來，我反而驚艷（或許當時候應該用「驚呆」更爲貼切）地不斷想著：這些老師太特別了！這些老師怎麽跟別人想得不一樣！我爲什麽不會那麽思考？……他們，顛覆了我對於知識「只有單方面傳授」的刻版認知、翻轉了我將許多事物放置在習以爲常的眼界。
畢業生/校友的正當性
看了張主任與溦紟的文章，在思考爲什麽我的疑問會提出「正當性」這個詞？又，爲什麽當初在串聯畢業生的回應與行動的時候，會出現「我們（畢業生）的正當性是什麽？」這樣的發問與討論？
從我第一封致院方的公開信中依然以「畢業生」自居，然而自張主任的主動回應，且直接稱呼我為「校友」的時候，那時候的我直認從「畢業生」到「校友」的稱呼轉換其實有著微妙細緻的差別。當我們說：“我是那所學校的畢業生”，與“我是那所學校的校友”，很顯然後者比前者與學校關係多了親近感與聯結。請恕我直觀地過渡詮釋這兩者的差別，因爲這就是爲什麽畢業校友會欣喜於院方主動且開放地接受、認可「校友」的位置，與學院可以一起成爲「學術共同體成員」。
這樣的稱呼轉折，其實透露出了當初畢業生對於自身位置的模糊性而感到尷尬與質疑。這樣的質疑不是單方面的發想，而是相對於院方立場關係考量而產生的。或許，更進一步要指出校友的權利（right）與權力（power）具體表現是什麽？因爲不清楚、不知道，所以才會詢問「正當性」。「正當性」除了政治認可制度化的層面（如：張主任所說的合法性成文基礎），更廣義來説是指一個通則性的認知或假設，強調社會結構系統内部有一適當（這裡的「適當」需要被討論的）的規範、價值、信仰或定義（Suchman,1995：573）。 因此，與其說「正當性」僅是指校友這個身份，不如說這個身份可以做什麽？或者，有能力做什麽？
在行動串聯的過程，雖然得到很多校友的支持與回應，然而也難免會出現：我們可以做什麽？沒有用的！院方可以不管你而且不會有改變！類似這樣的聲音。在面對這樣挑釁的語言時候，我在思考這是不是陷入一種「權力無所不能」的迷思？納進我們這些學子的成長背景，處於的是一個對於言論與思想存有監控的環境中，對於「該怎麽說、該怎麽做」在還未實踐出來的時候，就已經反射性地檢驗過並且最後極大可能選擇了「息事寧人」、「得過且過」的態度。這一切是因爲選擇了「權力不可抗拒」的信仰。這樣的信仰更是基於對自身的權利並沒有充分的認知。
相對於院方的位置，權力的天秤自然傾向於院方（可以參考溦紟的文章解釋爲什麽存在不對等的位置）。其實院方也很清楚在位階上兩照原本就不是對等的，不然，院方也不會用「放低姿態」這樣的描述來形容自身參與公開交流的形象。我必須説明對於院方願意開放且主動回應校友的部分（尤其是張主任的積極回應）是給予正面的肯定。那麽，接下來的問題是在公共領域的對話與溝通，位階的不平等問題是否可以存而不論（bracketed）？
理想的對話語境？
站在Habermas的立場，他認爲參與公共領域的人們，其背後的地位差異可以bracketed（存而不論），進而促成平等溝通。然而這種刻意忽略背後地位差異的結果，反而是會影響參與公共性的程度，或者在公共領域的發言權利（有許多學者對於Habermas此觀點進行反駁與討論）。我可以認同張主任所提出制度論的討論，可以思考爲什麽大家會存有「院方所給予的不會是對等的對話位置」的問題。或許，這不單純只是「信任」問題，而是制度與信任之間本然就存在相互作用的關係。在任一的公共領域當中會存在「強公共」（strong publics）與「弱公共」（weak publics）的群體，要思考的是怎樣的制度安排可以確保strong publics在決策權力過程，對於weak publics富有權責性（accountability）？
而所謂的「文化論」強調理性部分，我有不一樣的觀點。先提一提Habermas界定在公共領域所討論的議題必然是common concern（意即所有人都關心的公共議題），這是相對於private interest（私人議題），因此所有關於底層、婦女、工人團體的議題都被歸為是屬於經濟的、私人的、家務事的，而非政治的。當某一個議題不被關心的時候，它已經存在權力關係了。因此，不該設定好一個議題框架標準來限制private issues的討論之可能性。以上的論述，其實可以做為以下問題的思考出發：在一個公開的對話平臺，學習以“理性語言”作爲溝通對話是否就是必然的條件？或許，另一個更直接的問題是以生命經驗或情感式關注為出發點而引發的行動爲何不可？
如果在公開對話中，雙方無法先肯認對方的情感式議題部分時候，要如何晉升至所謂的理性討論？就好比如果我們無法體恤院方升格大學的目標與困難，我們所提出的發問僅是以自身的單向框架來進行，甭談設身處地、共識、交互溝通。
回溯最初行動的開始，被冠以「情緒化、煽動、非理性」的形容詞，反而要提問爲什麽要否認是因爲師生情感聯係而引發行動就是非理性與情緒化？那麽，Hindraf行動的出發點又是基於什麽理性的理由？後來的文章與行動爲了塑造雙方都認可的「理性態度」，不再陷入老師去留等情感式的討論，而將討論焦點放置在「媒體系師職遴選與大學藍圖下的媒體系發展」的兩個方向。對於此兩個方向的討論，是校友達致共識，可與院方一起共同討論與努力的方向。
現在，交流會結束、請願書呈交後至今，張主任曾經提出其對情願書的失望，我在思考這間中似乎缺少了什麽。張主任《理想的對話語境》提及：至於對講師的感情上的信仰更無需過於迴避，沒有人可以譴責學生對老師的敬意而造成的行動的效力。張主任對於這部分的肯認，我是欣喜，然而，我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這番話其實也可能透露出了對於所謂「師生情感」的想像之局限。
請願書背後的關係性思考
若所謂情緒化語言或者情感層面，僅僅局限在於師生關係之間不捨得的純粹體認，這樣對於“情感或感性”層面議題的理解就顯得太過僵化。我寧願用“關係性”來重新替代“單純師生情感”的理解。
再次看回請願書的「校友回饋媒體系教育特色、貢獻與缺失」的五點内容時候，這的確是問卷調查中出現頻率最高的答案，而這些答案似乎早已是預料當中，那，現在問題是爲什麽會沒有「額外驚喜」的觀點，而就是這些一般性的觀點？
由於我曾經處理問卷調查初階整理，我發現一個問題在問卷回答大部分都無法說清楚，何謂“批判、獨立、反思”的抽象化定義，反觀是很多都嘗試舉出些後來工作與學習的經驗，來證成“批判、獨立、反思”對於他們而言是真的很重要。回答問卷的時候所使用的是描述性的經驗現象，的確缺乏抽象化的概念詮釋，因此在匯整時候也僅能利用問卷的有限回答來進行總結，而無法作過多詮釋。
如果可以“關係性”來思考，嘗試從老師與學生的社會位置，以及其一直以來所面對的處境做出理解，或許可以説明這些重復性答案爲何會一直被強調。
我們這幾代校友，在過去的中小學接受的是填鴨式的教育，知識只是不斷地被餵食，沒有主動性的思考、沒有自主性的反芻。除了學校教育，我們身處於資訊爆炸、媒體包圍的時代，沒有經歷過學運、社運風起雲湧的那個時代，自然不易產生那時代的青少年那股熱血關懷、正義凜然的使命感。不同時代脈絡銘刻在身上的標誌與痕跡自然不同，而我們感受到的是有關消費、娛樂、休閒更舒適安逸的環境。
後來，來到新紀元媒體系，接觸一班獨有特色的老師，開啓學生觀看社會的另一種觸角，解放學生原本被禁錮的思考與想像，也開始學習對於自己周遭的人事物作出介入/判斷/反思的起端。因爲這樣的思考震撼、因爲這樣的想像衝擊、因爲這樣的教育反轉，令學生找到自己可以落力如何實踐于社會，也為自己找到一個社會立足點。以上就是爲何在請願書提到：一、培養批判的思維模式；二、以國内局勢分析為課程主軸；三、打開社會觸角與培養人文關懷的觀點。
反過來站在老師的位置，面對著一班言論被禁聲、思想被禁錮的學生，要如何打開他們擁抱知識的熱情、投入社會關懷、建立獨立思考、自立自主的契機，那麽，就賦予他們各式各樣判斷社會人事物的視角，這就是批判性與理論的重要性。批判性意指一種「反思性懷疑」（reflective skepticism）的態度，而理論就是多元視角的武器，這就回應請願書所提及的第五點「傳播技術匱乏」部分。
若能嘗試從以上的脈絡下思考，請願書的第四點「堅持師資特色」以及後來行動向院方提出針對師資遴選的明確具體説明，就情有可原。因此，對於老師的離去，除了不捨的情感，更要進一步肯認這份的情感與疼惜是建立在什麽樣的結構性因素或者基礎脈絡之上。
如果當初沒有抑制那個「逃離」的衝動，走進媒體系大家庭，如果沒有抑制那個「逃離」的衝動，遇見非一般的老師，如果沒有抑制那個「逃離」的衝動，打開觀看世界的另一雙眼，我，還會不會是今天的我呢？
臺灣大學社會所
楊潔
08/05/08
[necms03編注]此文已代轉寄給媒體系新代系主任張永慶、專任講師黃招勤、院長柯嘉遜、註冊組主任莫順宗、國際交流處主任孔婉瑩。
題目～教育服務者v.s社區關懷體
理想學府：對話與情緒間的溝通
「When we sell our personality in the course of selling goods or services, we engage in a seriously self-estranging process」（Arlie Hochschild, 1983）
言起～
序言中的這句話出自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作者來自美國外交官的家庭背景。她從小對家中來訪的客人，或者是跟隨父母到上流社會應酬這件事，充滿著一次又一次去探險的興致。
年級還小的她，每次抬頭望著巴黎外交官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北京大使因英語拗口而浮現一閃即失的尷尬、從來不曾咧嘴大笑的英國名流女士、握手很用力和久久不放的德國富商......她就知道這一切的笑容、言談、舉止和溝通模式不再是個人的表現這麼簡單。她總覺得這一切很有趣，彷彿是一出活靈活現的舞台劇，演員們有著更深層的內心戲......
馬克思主義曾經批判資本主義下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他們的勞動付出狠狠的被剝削。然而，21世紀的今天必須討論的核心將轉移到商業行為和消費的結構上。因此，「情緒勞動」在服務業蓬勃發展的年代突破了傳統。它變成一種流行，你我開始出賣情緒來換取生存的條件。
情緒勞動者，出賣了自身的情感。故使得本因是具有個別性、選擇性的情緒，都因在出賣的過程中標準化且不可拒絕。私人情緒淪為商品時，則個人無力再對之加以任意自我表達。它被付費的同時，即一致的服務態度和情緒也同時規格化。故，你在工作中的你還是不是你？返家以後的你，是否又卸下了工作中的你？
情緒設限與釋放中看待階級對話～
每一天，對事對人的工作，往往為了符合社會一定的規範，人將被要求其外在表情，應適時的隱藏來應對當時的情境。因此，社會化的過程讓每一個歷經歲月經驗的個人，慢慢的理解並自我管理，來達到社會的期待和標準。漸漸的，反向的社會卻形成了一股擋不住的風潮－它開始對人格形塑、對情感形塑、對情緒形塑。因此，「自我管理」的導向轉移到「自我意化」，演變成受支配的情緒釋放，那不再是self-control，而是out-of-control的制式行為，並趨向麻木的。
各個產業別結構擁有一定的規範。因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上而下的行成一道道制度性的障礙。這些障礙將封鎖每一階級在對上關鍵點的城門。若是勇敢意圖衝破和挑戰，換來的即將是不可避免傷痕；若是選擇壓抑以對，則負面的帶來人格扭曲。更多的時候，階級化分會造成人選擇卑微迎合。或許這不是懦夫的行為，但是理性控制的自我，往往就不經意的落入了身分迷思，催眠自己應當符合一般社會期待的框架，方方正正的迎合主流。即使自己處在同等的談判地位上，也漸漸的萎縮，無意識的就被強迫認輸；儘管自己的大條道理站得住腳，也阻擋不了角色中的情緒壓抑......畢竟，現在的角色扮演似乎讓你投入某種情緒，而你必須壓抑異情緒，並儘力完成使命。
因此，階級對話和溝通的橋樑中，潛意識的隱藏了上下結構的對立。或許，講求民主，並確實執行了民主程序的對話，自然而然的排除了強壓制眾的表象；然而這裡面參與的個人和其角色的掌握，本來就存在了一種扮演的人格。因此，陣敵之中的強勢和主導者，勢必賣力的掌握自己的角色精髓，為了達到壓倒性的「理直氣壯」和符合工作內容使然，情緒表現可能參雜商業化後的嚴肅不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要是忘記了本身的工作形象，而利用角色有利的資源順勢宣洩情緒，又或者不對等的讓情緒違反專業，則溝通永遠無法在上而下的結構中對等。
「情緒化勞動」延伸至教育商品化的服務型態～
原「情緒化勞動」其實很簡單的來自於服務業的總體形象塑造。它創造了產品化人格，又或是人格化服務的消費型態。典型的例子是女性空服員，她們的微笑和永遠表現熱忱的服務態度，來自於專業的要求。儘管面對多麼不可理喻的客人，她們依然維持友善的態度去應對。這樣的工作模式，造就了標準化情緒的工作情境。因此，每個空服員不再擁有表現真實情感的權利。儘管累得要命、氣得要死，依舊保持笑臉……
從批判的角度，讓筆者興起回歸到和空服員比較的概念上。若是航空機構v.s任何教育團體，相比之下，後者的服務模式究竟是不是服務業？那在這個單位服務的人員又有沒有情緒壓抑，和陷入了類出賣情緒的體系呢？
學校是典型的權力架構，位階一清二楚。無可否認的中小學內只有情緒化而沒有情緒勞動的師長。但是，一個開放的學院或者大學平台，固然有制式化的運作模式，如今卻因為陷入教育商品化的競爭中，不自覺趨向了「討好」的情緒服務態度－「學生來購買知識，則學校提供販賣服務」。但是，扮演為學生、為校友服務的角色時，校園體系中的任何一名服務員，且不管是任何位階，需要理性的調適情緒，自我掌控情感的配合服務業的演出嗎？
事實上，教育單位弔詭的落到了灰色地帶－是嚴謹軍式化填鴨法則教導學問？又或者轉型到像大賣場般的自由販售知識？教育和辦學等同消費服務經營後，很快的，教育無疑會是莫大和不可擋的服務業。因此，以上兩者理念的對立會是異常的戰爭嗎？又或是和平配合的相輔相成？
服務類型中理想學府的你、我、他～
筆者自知以上篇幅留下數個疑問的空缺，無法篤定的終結教育與服務業的最終關係。但是，惟從服務的觀點上貫穿看待目前的教育趨勢，商業化經營教育機構的風氣是勢不可擋；儘管任何的教育機關不願意忘懷最初的辦學理念，也可能要為此做出適度的管理調整。
因此，當教育機關開始從事相關或定位在服務教學的理念中辦學時，服務業中講究的「客戶滿意度」就可以派上用場了。如果任何一個關心教育和熱心參與改革的「使用者」對某件商品和服務提供善意的建議：服務業型態的運作，首當應理性的判斷該建議的適用性，並適時的採納之。由此延伸的方式，不再將學校設立在一個高等的城牆中，而適度的把資源共享和積極參與的門檻開放，就可能多了集思廣益的效果。特別在任何型態的結構中，被孤立者是無助和無法容入社會的，而教育體系更是個不能閉門造車的事業體。若它要得到廣大支援和認同，社會夥伴的概念必須是獲得體諒和有空間的催化劑。於此，這不僅能達到對外推廣的效果，更能雙向的交流以提升內部的價值，絕對是是指日可待的。
當一個社區擁有人文自由的教育空間、一個教育機構又擁有人文素養參與的社區時，理想中的「大學社區」和「社區大學」將會是一體的。最後，沒有人會面臨問題時而置身事外，更不會有事情時會惡意的排除更多元化的人文參與。這不就是當教育不小心落入商品化風暴中，仍舊可以尋找支柱攀附，而不至於彌難的一絲援助嗎？
後語～
「理想中的大學城」有著烏托邦的辦學理想。針對媒體系事件發展至今，無論是哪一方，我們的目的都是為事情能變好而努力。因此，事情一開始的爆發涵蓋了「情緒」使然，並引發誤解、衝突……後續，釐清事情的對話過程，因各方角色扮演和立場的不一，而再度意外的陷入情緒性抗爭：公平的對決和同等的對話戰；故，筆者思考了教育轉型和服務業型態的經營模式後，就試著推論了「教育服務業－教育工作者－社會體系參與夥伴」，這三者間一個中肯的立場定位，來促進彼此間理解和體諒個自立場的機會。最後，希望和各位共勉之，一起盡最大的力量，讓我們都關心母校和媒體系能邁向理想中的美好。
作者：張曉玲
現任：台灣政治大學社科學院
勞工研究所碩二研究生
[necms03編注]此文已代轉寄給媒體系新代系主任張永慶、專任講師黃招勤、院長柯嘉遜、註冊組主任莫順宗、國際交流處主任孔婉瑩。
The Sound of Silence,by Simon and Garfunkel （點我:歌詞）
這首歌是Paul Simon在1964年寫的，他 與 Art Garfunkel所合唱。歌曲透過描寫一種關於大眾沈浸在沈默（盲目、壓制等象徵）之中的異象（Vision），來批判社會只知道盲目崇拜物質偶像（Neon god they made），不知道也不敢正視社會的真實面（例如地下鐵與廉價公寓中的窮人）。沈默變成一種聲音（sound of silence）讓大眾以為一切都還是正常。Paul Simon在美國社會正經歷如越戰、反種族歧視等社會動亂的年代寫這首歌，應該是希望社會能夠突破這些盲目與不合理的壓抑，而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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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闻自由排名第141 党团感丢脸要政府废恶法
【本刊记者撰述】人民公正党及维护独立撰稿人联盟对我国在刚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在195个国家里排名第141名感到丢脸，并再次促请阿都拉巴达威政府废除《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1960年内安法令》、《1948年煽动法令》及《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等威胁记者工作，且为进入媒体行业设立高门槛的法规。
此外，他们也呼吁国阵政府制订改革媒体法规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国会特选委员会可成为国阵、人民联盟及民间团体展开对话和咨询的管道。此外，制订《资讯自由法令》及反媒体垄断条规也有助于维护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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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政府停止骚扰部落客 民行拟起草资讯自由法
配合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槟州首席部长及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宣布，该党将起草一项资讯自由法案，以便取代恶名昭彰的官方机密法令。
他表示，行动党将与所有对资讯自由法令有兴趣的人士合作起草法案，以取代压制性的官方机密法令。
全文見[當今大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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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s faced by journalists in europe 2 May 2008
On World Press Freedom Day, 3 May 2008,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publishes for the first time an investigation into violence against journalists within several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There is genuine press freedom within the EU. No state has ordered the murder or imprisonment of a journalist and official censorship is a thing of the past. Media express a diversity of opinion and a pluralism of ideas is generally assured. But the situation is not perfect for all that.
全文見[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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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ysia's shameful ranking amongst the World's bottom 30% in Press Freedom | | | |
Widespread social and political demonstrati
ons prompted the authorities to harden their line towards the press. The internal security ministry, the bête noire of editorial offices, imposed censorship on the most sensitive issues. A journalist was physically assaulted for investigating leaders of an Indian community party, close to the government.
In the face of mounting criticism, the government of Abdullah Ahmad Badawi reacted with a crackdown. The internal security ministry, under the pretext of fighting incitement to racial hatred or insulting the king, set out to intimidate dissident voices, in particular bloggers. One minister threatened imprisonment against cyber-activis
ts who opened up an unprecedented area of freedom.
全文見[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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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Indenpence Survey
收到媒體系代主任張永慶的來函通知，他本人將於15/05到臺灣，參加政治大學《未來的傳播》的研討會。借此機會，張主任希望可以於17/05晚上與目前在臺灣的畢業校友聚會。
借由聚會，張主任提議可以交流有關：一、媒體系現況與未來的想像；二、了解畢業校友在台的情形；三、大馬的新局勢等話題。
同時，張主任鼓勵畢業校友可以提議交流的主題，也歡迎有空/有興趣者出席。
在此po版告知，請大家通知大家，有意出席者請於12/05之前po版回應，並留下聯絡方式（電話與email）。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