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对话情境 / 张永庆

读了杨洁《对等的位置？》和张微紟《对话平等如何可能？讲师的主体性？》两篇文章之后，我再重读杨丽玲的文章，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巧合：对于对等位置和对话的问题，出现了“制度论”和“文化论”的二元对立论点。“制度论”是指新纪元学院管理制度的设计里没有“对话机制”， 也缺乏“对话思想”，不同层级的角色扮演在根本上否决了对话的可能性。“文化论”强调理性，而思想、观念、精神因素才是“对话的对等位置”。

我理解，这对立的观点指向一个最高的价值：捍卫“请愿书”的对话和沟通权责。

“制度论”之所以被强调，我想，它是反映了新纪元学院在大家脑海里的经验，甚至于是诸位毕业了还带走的“刻板印象”。如果不是这次的讨论，院方和我个人大概没有机会正视这些看法，也没有机会对这些看法作进一步的沟通。

从最近的经验，我开始关切：

1． 董事层与行政层的对话和沟通；

2． 讲师层与行政层的对话和沟通；

3． 学生与行政层的对话和沟通；

4． 校友与行政层的对话和沟通。

这些对话和沟通的名单是内部的。外部名单首要的是政府，依次有群众和国内外的学术机构等。不过，外部的对话和沟通是另一个课题，我们讨论的主题还是聚焦在内部，内部四个层级间的对话和沟通有高度的同质性。特别是讲师、学生和校友与行政层的对话和沟通，同样面临张文所说的制度化状况。在此，媒体系毕业校友所关心的课题完全可以纳入为在藉生的权益，当中重叠的是“媒体系的未来走向”，它关乎“声誉”。大学的“声誉”对校友在社会上的地位有一定的影响。层级关系是这所学院的组织基础，层级角色伴随着一整套的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各层级人员角色扮演的成败，也就是对话和沟通的成败。这当中是双向的互动过程，而且是不间断进行。当事人和评论者在看待学院内各层级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时须有耐心，积极寻找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性，营造开放，允许多元，展现理性心智。

对话和沟通何以是必要的？高等教育的公共性质不可避免的引发人们的关注，对话和沟通成为必要，否则人们很容易对她从运作到目标都失去信心。毕业校友即使以一位公民的身份追问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是身为公共事务的负责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也就是为甚么院长在对话中说准备在公开的媒体上回答问题；透明度是公共事务的保障机制。当毕业校友进一步质疑新讲师的聘任操作程序和媒体系的发展方向，是说明了校友的信心危机的强度。对话会中所谓的“分寸”之说，可能是因为一些问题隐含了“信任成分”，令人感到不安，是沟通技巧问题，不关乎校友发声的“正当性”。“正当性”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以为“正当性”的合法性的成文基础是理事会的组成分子包含了校友会代表；至于对讲师的感情上的信仰更无需过于回避，没有人可以遣责学生对老师的敬意而造成的行动的效力。

新纪元学院的生存和发展，制度化是必要的过程。由于制度化的工具理性，在某个程度上导致层级之间的“对话和沟通”的效果不理想。大学的改革和进步通常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引发大学改革的力量常从外部进入；外部的社会是变动着的，国家管制高等教育的努力和决心是最直接的外部干预，来自MQA的外部压力引发内部的冲突，学院所作的调整须获得内部人员的谅解与支持。在内部，在行政层和讲师层之间存在价值观的冲突。讲师的聘约和工作成为可计算性的效益是为例子，学院的管理在依赖制度形式之余，须注意消除制度带来的消极影响，并认识到要如何在实质上达致讲师对学生负起完全责任，以符合全人教育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MQA的干预将迅速导致新纪元学院成为高度制度化和科层化的组织。而内部人员如果对高等教育性质认识不够，也将导致工具理性的统治主调。

目前，我并不同意批评制度化里的个人已经成为“职业人”或更苛刻的批评为“失去心灵能力”（这里是泛指所有的人）。要打破新纪元学院目前的对话和沟通困境，需要行政层、学术层和学生层人员的自我反省，唤醒自我的心灵，自觉的要求解放，提升这个“学术群体”里对话和沟通的学习能力。行政、学术、学生“对等的位置”是立院初始的设计，但是我们似乎没有把心力放置在这“传统”上，从而导致今天奇怪的后果。这三个层级的人员加上校友会，都有代表进入理事会，制度设计并不保障对话和沟通立即成功，但是却是有最大的可能。新纪元学院理事会是学院的最高管理机构，其组成的法定代表是董教总教育中心的七位董事、院长和副院长、讲师代表两位、学生会代表两位、校友会代表两位。这十五人将委任另外六位社会人士出任理事。理事会组成分子的多元，代表了多方的利益，也说明了对话和沟通的实质是新纪元学院的精神内核。杨丽玲的文章透露了哈贝马斯语境中的“理想的对话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我且勾画学院内“理想的对话情境”为以下几点并结束本文。

1． 互为主体性：行政、学术、学生、校友互为主体性。论者须抱持高度的自觉超越“价值判断”，谨慎地进行“价值讨论”和“价值诠释”；

2． 打破支配性：反省自身对另一方的定势反应，唤醒对话和沟通意识，寻求总体利益，达致“共识”；

3． 求实质理性：平衡考虑制度化的工具理性和实质理性，回归到高等教育的性质和文化，实质理性须纳入决策的运作过程，重新为学院的学术人员和学生定位。

（2008-4-28）

参考书籍：

1．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顾忠华著《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唐纳德 肯尼迪著《学术责任》，阎凤娇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