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回應] 對話平等如何可能？講師的主體性？ /張溦紟

本想回應楊潔提出的討論，但是覺得有必要先回應張主任的一些觀點。

我覺得主任的文章雖然是回應楊麗玲的質疑，即對話平等是否已經存在了，或必要的時候仍然有權被「位高者」收回的討論；但主任在回應時卻引用新院講師作爲例子，由於新院講師的處境可能跟校友的位置不太一樣，兩者面臨的溝通情景不盡相同，所以可能要分開來談。

對話平等的前提和可能

另，有個關鍵的概念可能必須要釐清，這樣討論下來才不會使焦點模糊。「位高者」與「位低者」權力不對等的關係，同時展現在幾個不同的地方：(一) 「位高者」掌握了組織架構劃界的定義權，而「位低者」從一開始只是一個接受和被邀入的被動位置。(二) 「位高者」掌握了學校資源分配的權力(聘請/面試老師、老師的福利、聘約的期限，分配財務和資源)。儘管老師在這個過程有一定程度參與對話的機會(雖然我不太確定新院有沒有，不過就以院方向來宣稱多元開放的前提下應該是/要有)，但是院方始終是最終的決策者。(三) 「位高者」往往和「位低者」有個明顯的差異，即前者掌握了正式的傳播管道，而後者——尤其是跟院方有不一樣的意見時，即所謂的異議分子(單是這個標簽也不是「位低者」自己賦予的)要發聲時往往比前者面對更多的障礙。更關鍵的是，他們兩者往往處於資訊不對稱而加深了兩者的不平等位置。

在上述前提下，我認爲:“講師面對院方行政權威無奈撤退、溝通不良……是徹底退場的經典臺詞”,這種説法有點誤導(不同意見者可以提出看法)。我認爲思考的起點不應該是那麽快的就把責任歸咎于講師身上，而是回過頭來想老師原本被院方擺放在什麽樣的位置上，包括上述提到原來就存在的不平等關係。當講師“抱怨”院方行政權威時，首先應該要理解的是，到底開放平等的溝通平臺提供了沒？即所有的參與者是否有相等的發聲機會，且在溝通過程中所有參與者所無法摒除的職位、頭銜是否有被剔除在溝通平臺之外？平臺存在，並不代表溝通必然開放平等。尤其是，「位高者」在平臺上如何對待不同意見的人。這些的確意識到位置不平等，但並不因此而消極地全盤接受的，認爲改變有其可能，始終積極、主動的發聲者，是如何被「位高者」所對待和標簽。

這裡或許可以借助校友這裡的經驗，即一開始的發言被院方從自身的評價標準出發，簡單地定義為情緒化的發言，進而阻礙了雙方的溝通。順帶一提，我不太能夠接受所謂的「對話平等的位置是校友自己要站上去，而不是賦予的」。言下之意，似乎是爬上這個對話平等的位置是「位低者」個人自己要努力的，或破除其中的種種関卡是「位低者」的責任，而非當初設下関卡的人？

當我們強調自己辦校的理念具有多元開放、批判的精神。這個所謂的批判除了是個人過去在公共領域的形象外，它如何展現在管理學院的實際運作之中，過去10年每每出現不同意見時，是不是都有被視爲是應該被聆聽、尊重和納入考量的聲音？「位高者」有沒有協助平衡回這個對話的位置？這些學生和老師、甚至管理層内部不一樣的聲音，是不是都積極地被視爲具有其主體性的獨立個體。倘若這個發聲的前提沒有被院校的規章/制度所保障，它何時被開放、何時被接納、何時被誤認爲是另類的、情緒的、煽動的種種決定權，最終不都掌握在特定階層手上麽？對於這些不平等對話的遭遇不也是我們在面對國家威權體制時的共同經驗麽？何以在管理自身的成員時又二度/再度複製類似的經驗？

講師的主體性

我認同主任提出“講師有不退場的天職”。這對新院而言是個具有前瞻性的視角。對於這一點，其實前媒體系講師傅向紅之前也曾在《獨立新聞在綫》的專欄中發表過類似的談話，主張講師不應該從公共領域的討論中退怯，尤其是跟大學教育有關的討論，因爲教授或學術人員相對于那些教育部的管理階層或政治人物，才是真正的主體。

主任的講法其實符合批判教育學的理念，即延續了美國二戰前後期間的法蘭克福學派，包括其第二代批判理論家Jurgen Habermas的理念和主張，啓發了教育學領域開始去思考另一種教育的可能——拒絕一味地符合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並不假思索地把它成爲教學的一部分。因爲這不過是再複製了主流的價值觀，而壓抑非主流或弱勢的觀點，強化了強者和弱勢團體的不對等關係。以此為前提，老師的角色，正如張主任所主張和期待的，不應該只是校園裏的單向傳播者(其實按照傳播學的初衷，它不應該由sender傳達訊息給receiver的單向、綫性過程。我們常被中文譯法所誤，忘記了雙向/多向「溝通」才是更貼近Communication的精神)，而是把學校當作一個可能性的場域(site of possibility)，是民主公共領域的再現和延伸。他不僅要讓自己在管理學院的過程中被看得見，也要在公共領域，尤其是大馬體制下往往缺乏知識討論的場域中被看得見。

這應該也是媒體系試圖要在整體的課程規劃上所要貫穿的基本精神，而不是僅僅只落在單一的科目——什麽“傳播批判理論”的身上。(這幾次的交流會或對談會上，發現有者竟誤把批判精神落在單一科目上，特此提醒)。同時，它更是媒體系老師過去在學生、院方和公共領域所力圖要展現的，也是他們對自己的自我期許。但，讓我納悶的是，院方自稱所具備的批判精神一方面是如何展現在它自身的管理運作上，包括對各系的課程設置是否有相同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如何展現在近期大馬的公共論述之中，包括屢屢提出的升格大學，或三院是否合併的討論。我們期待的是院方能夠提出辦大學的遠見，而非眼下的資源該如何分配的問題。前者不僅是判斷是否要和其他院校合併的最高標準，也是爭取更多潛在人才加入和社會認同的真正來源。走過10年的新院必須要善用自己的經驗和精神，試圖在公共論壇中展開大學教育理念的論述，才能讓升格大學的討論提高層次。如今，我似乎才漸漸開始明白爲何剛剛畢業的校友如今反被追問大學藍圖下媒體系發展的窘境。

關於“院長負責制”的提出，我個人有點保留。我認爲應該借助“教授/講師治校”的理念(這在國外很普遍，關於這一點主任是教育學的專家，可能可以提供更多專業的意見)，來凸現出學術自由的最高目標，強調以教授的學術、教學、研究作爲主體，而管理層僅是協助這些老師分配資源的輔助角色。所以像人事主導權，尤其是院長和師資的聘請應該由院長和老師共享，因爲後兩者才具備了評量學術標準的能力。

另，主任最後也提到講師以不合理的聘約回應講師有不退場的天職。據我所知，院方近這幾年對講師聘約採取像政府頒發給媒體的執照一樣的方式，每年得更新一次。所以這就回到了我一開始所講的，權力不對等的關係，即講師存在于這間學院的壽命長短是由院方來掌控的。倘若我們要對他們有更高的標準和期待，那麽就得回到前提上給與他們給開放的對待才爲之合理。

這段時間，我繁複閲讀了部落格所有發表的文章，尤其是最近的會議記錄、提問與回應。除了校友對於這次對話的積極參與應該給予至高的激賞外——畢竟他們不是新院聘請的教職員能夠全天候的搜尋資料和思考，我們也必須對張主任給與至高的敬意，因爲主任採取有別于過去管理層的作風，每次耐心快速的回應並始終未對這次溝通的放棄，是讓這次的溝通得以豐富的重要因素。雖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都必須相互提醒如何達緻互為主體的思考位置。雖然，問題的焦點聚焦與否才是我們力圖要達到的。

張溦紟 台大社研所 2008/4/24

[necms03注]此文已同時由本部落格代轉寄給媒體系新代系主任張永慶、專任講師黃招勤、院長柯嘉遜、註冊組主任莫順宗、國際交流處主任孔婉瑩。